原標題：App過度搜集信息犯法嗎？如何保護外賣小哥權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回應了
記者：南方財經全國兩會報道組 李玉敏
導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賀小榮表示，App運營商在提供某App下載服務時，依法不得收集與該應用軟件無關的個人信息，否則便構成違法。
3月8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舉辦2021年全國兩會《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系列解讀全媒體直播訪談第一場活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賀小榮在線解讀工作報告。
互聯網時代，人們在通過手機下載安裝某些App時，往往會被索取定位、訪問設備照片、通訊錄、臉型及指紋信息等與下載目的無關的內容，不同意則無法正常下載使用，同意則會給后續生活帶來不必要煩惱，人民法院如何應對過度收集個人信息的問題？
報告中表示，“審理手機軟件侵害用戶個人信息、人臉識別糾紛等案件,加強個人信息保護,維護數據安全。”
不得過度搜集個人信息
賀小榮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強調，“互聯網并非法外之地，App運營商提供服務時必須遵守法律規定”。
我國《網絡安全法》第41條第2款規定，網絡運營者不得收集與其提供的服務無關的個人信息。
《民法典》第1035條第1款規定，處理個人信息的，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原則，不得過度處理。
據此，賀小榮表示，App運營商在提供某App下載服務時，依法不得收集與該應用軟件無關的個人信息，否則便構成違法。個人若在下載App過程中被收集與該應用軟件無關的信息，提起訴訟要求刪除相關個人信息的，人民法院將依法予以支持。
同時，他也提到，為公共利益需要，適度處理個人信息依法免責。依據《民法典》第1036條第3項的相關規定，為維護公共利益，合理處理個人信息的，行為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他強調，由于公共利益涉及國家利益和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為了公共利益整體考慮，個人的權利應當受到適當限制。當然，公共利益是個彈性極大的概念，為避免濫用，應當嚴格限制適用范圍，而為了公眾的健康安全需要，則無疑屬于公共利益的范疇。
賀小榮舉例稱，在我國去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政府主管職能部門運用大數據技術，及時準確搜索患者的每一個接觸者，并采取適當的安全隔離措施，最終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勝利，表明我國關于個人信息權益保護和維護公共利益之間平衡的法律制度，具有相當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應繼續堅持。
在賀小榮看來，凈化網絡空間，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就政府主管部門而言，2019年11月，中央網信辦、工信部、公安部和市場監管總局四部門聯合啟動開展App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專項治理工作，制定印發了《App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行為認定方法》《App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自評估指南》，對用戶規模大、問題突出的260款App，有關部門采取曝光、約談、下架等措施。
就App運營商而言，應當秉持法治意識，自覺遵守法律規定運營，自行整改違法違約的運營模式，否則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就自然人個人而言，也應當具有依法維權意識，對于違規收集個人信息的App,應當有意識地收集證據，及時投訴或者舉報，并可以依法提起訴訟，人民法院將依法維護自然人的合法權益。
保護外賣、快遞小哥的權益
互聯網平臺經濟快速發展，新業態用工法律關系、外賣快遞員權益保障等問題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訪談中賀小榮坦言，“技術前進一小步，管理難度增加一大步。互聯網平臺經濟是近年來發展迅猛的新的經濟組織方式，對于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產業升級、拓展消費市場尤其是增加就業，都有重要作用。特別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互聯網平臺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外賣騎手達到了600萬（美團、餓了么、閃送等），快遞員從業人員約350萬，滴滴駕駛員270萬。每一個騎手、快遞員的背后都是一個家庭，因此保護這些從業者的合法權益尤為重要。
賀小榮表示，新的經濟業態，必然會產生新的矛盾糾紛。當前，面對互聯網平臺用工引發的大量糾紛案件，依法保護平臺從業者的合法權益。“平臺從業者與傳統勞動者不同，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工作安排相對自由，工作場所流動，勞動時間和勞動空間趨向松散”。
因此，賀小榮表示，“人民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時，對于平臺與從業者之間能否構成勞動關系，要根據勞動者的工作時長、工作頻次、工作場所、報酬結算、勞動工具等，企業對勞動者的監督管理程度、懲戒措施等因素來綜合認定。構成勞動關系的，應當依法保障這部分人的勞動者相關待遇”。前段時間發生了騎手發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損害等事件，賀小榮稱，這表明新業態用工制度亟待規范。我們在司法政策制定或者案件審理過程中，一方面要依法認定勞動關系或者勞務派遣關系，同時也要引導平臺企業落實好安全保障責任，通過購買從業相關保險等方式分擔損失。
賀小榮還透露，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將在廣泛調研和聽取社會各界意見的基礎上，制定出臺審理外賣快遞等相關案件的司法解釋。
法律護航“良善之舉”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任何一個國家的司法裁判都是在其價值觀的指導下作出的。當法官將抽象的法律條文與具體的案件事實相連接時，其信仰和遵循的價值觀將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賀小榮表示，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指引作用。
據其介紹，自2016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先后發布四批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典型案例，涵蓋家庭美德、社會公德、英烈保護、公序良俗、友善互助、誠實信用、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通過這些典型案例的釋法說理弘揚真善美、鞭笞假丑惡，贏得普遍社會贊譽。
賀小榮表示，近年來，從懲戒“老賴”助推誠信社會建設，到整治“霸座”“搶公交車方向盤”樹立規矩意識；從辦理維護英雄烈士榮譽、名譽案件，到強調過錯責任、反對“和稀泥”……一個個生動案例有效樹立了社會新風尚，凝聚了中華民族“精氣神”。
浙江省寧波市北區人民法院審判了一個“照顧鄰居分得一半遺產案”，現場連線了承辦法官張海娟。張海娟法官表示，“遠親不如近鄰！本案的老徐照顧鄰居老人長達幾十年，實在是難能可貴，不管于理于情于法都應予以肯定。而且，《民法典》第1131條也規定，繼承人以外的對被繼承人扶養較多的人，可以分給適當的遺產。表明本案的調解結果完全符合法律的規定。我們認為，對于鄰居老徐的弘德揚善之舉，人民法院應當從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角度，進行正向激勵，樹立價值導向。”
賀小榮表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人民法院司法裁判的永恒主題和價值追求。我國民法典第一條開宗明義，將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制定民法典的目的。
比如，《民法典》第184條規定的“好人條款”，該條規定，“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賀小榮舉例稱，最近，濟南中院審理的“代接朋友孩子意外造成損傷免賠案”。張女士騎電動車替朋友接孩子，將朋友的孩子安排在座位上，而自己的孩子站在腳踏板上，這種“先人后己”的體貼做法，可以說“仁至義盡”，且朋友也確認這是一起意外，盡管后座孩子因摔傷用去醫療費7757.04元，一審判賠5000多元，二審改判免賠。
賀小榮強調，當一個法官在判斷一種行為是否違背公序良俗時，就需要法官運用自身的知識、經驗和價值觀來判斷何為“善良風俗”、何為“好人”、何為“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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